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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百岁老人忆往昔,倪征燠介绍她进法院

        编者按

        翁香光老人是上海法院第一位百岁老人,百岁生日,上海高院老干部处特地将她请了回来,为她祝寿,陪她走走,看看。老人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回忆往昔,为今天的发展而欣喜。从解放前她来到法院到如今,她见证了新中国诞生后上海法院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从翁老的回忆片段中,我们能感受到上海法院从当时的一穷二白走到如今,在并不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们跟着翁老感受一段历史时光。

        “现在的法院和我们那时候相比变化真大。我们当年所有的资料都要人来手写,现在真先进。”



        法院·世纪行过

        ——访上海高院百岁老人翁香光

        楔子

        从1949年到2018年,

        从伪政府法院到今日的上海高院,

        翁香光这个名字与上海法院联系在一起。

        这位百岁老人见证了新中国法院的从无到有。

        世纪行过,唯法长存。

        高院地址变迁





        缘起

        1949年8月11日,天气晴。

        那天的上海市浙江北路191号显得格外的不同。法院内外,聚集着许多人。他们神情肃穆,眼中却包含期待,一同看向主席台正中。

        “我宣布,上海市人民法院正式成立。”

        轻微的四川口音掩盖不了声音中的威严与庄重,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庄严地宣布上海市人民法院从今天起正式成立。

        “陈毅市长宣布法院成立的时候我就坐在台下。”面对旧照片,翁香光举起的右手微微有些颤抖。

        那一天,上海市法院正式成立,拉开了上海法院司法事业的帷幕。



        说起翁香光与法院的缘分,很有戏剧性,还得说到她的姐夫倪征燠。

        倪征燠是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著名法学家。1906年出生于苏州府吴江县的他自中学毕业后他便立志学法报效国家。求学伊始,他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后又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受聘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荣誉研究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倪征燠回国时,正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正处于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战犯伏法的危急关头。深谙英美法律的倪征燠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决心为国家和民族讨回公道。最终倪征燠不辱使命,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倪征燠很偶然地成了翁香光来到法院的引路人。

        “当时是我姐夫倪征燠介绍我来的,我来的时候新中国的法院还没有成立,那时候还是伪法院。”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那时翁香光第一次来到法院。

        1943年8月1日,汪伪司法机关进行改组,撤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暨高等检察署,成立汪伪上海高等法院暨高等检察署。

        翁香光与丈夫张沅吉原本供职于《良友》画报。1941年9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查封了《良友》杂志社,自此之后她与丈夫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迫于生计压力,夫妇俩只好另谋职业。

        “当时倪征燠任国民党时期的大法官(从资料看,倪征燠并未当过国民党时期大法官,可能是当时留给老人的印象。资料显示:1948年-1954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1949年上海解放后,兼任该校教务长。),他看我们失业了就介绍了这份工作给我们,问我丈夫,他说不想来,然后我就跟倪征燠说我想来,我想到法院工作,其实我当时一点法律也不懂的。”

        翁香光自己都没想到,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让她从此开始了与法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法院生涯

        对于几十年前的法院旧事,翁香光至今记忆犹新。

        “我最开始刚进法院的时候,法官的判决书什么的都是手写的,我们要把法官的判决书拿去刻钢板,然后拿油墨去印。其他的文书什么的都要我们手工进行抄写。我们当时的科室叫缮写室,有十几个人一起抄写。”

        那时,翁香光他们需要抄录的不仅是法官的判决书,还有法院的相关文件、通知等,这些资料全部需要缮写部门的人员一字一句手工书写,工作量十分庞大。翁老家学渊源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丈夫师从徐悲鸿,是画家和书法家,如今百岁高龄,写的字依然隽秀有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上海法院的绝大数文件档案都来自他们的一笔一划。

        除了缮写室之外,翁香光后来还在收发室、总务科、财务科等地方工作过,她曾负责过机要文件的传递,也曾负责过饭票油票的发放。



        谈及当年的法院趣事,翁香光不禁露出了笑容。

        “60年,我们要搬到福州路209号那里去。我们当时遇到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法院的档案太多。当时上海市没有其他法院,只有一个市法院。区法院、中级法院都是后来一个一个出现的。那时候又没有电梯,档案全得靠人搬。”



        当时法院的档案主要存放于二楼,作为上海市唯一的法院,一应资料堆积如山。虽然要搬去的209号就在当时办公楼的对面,但如何把档案从二楼搬到一楼则成了他们当时的大难题。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算盘。当时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算盘,用绳子系好,从二楼楼梯一直铺到一楼,然后把档案都放到算盘上面,从二楼一捆一捆的滑下来,再抱过马路。”

        就这样,靠着这个绝妙的点子,负责保管档案的众人最终化解了档案运送的难题。

        寄情

        对于翁香光来说,法院不只是工作单位,更是她的家庭。

        “我还记得当时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日子,当时我们最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韩述之(原上海高院院长)还是地下党。”

        “以前老法院我经常去,新法院很少来。现在的法院和我们那时候相比变化真大。我们当年所有的资料都要人来手写,现在真先进。”

        站在院史馆的院长墙前,翁香光将手指放在触摸屏上一页一页翻看着老院长的介绍,眼神略微有些动容,似是想起了当年和老院长们一起工作的岁月,又似乎感叹于如今院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翁香光没有儿女,法院对她而言,几十载的相伴,更像是家人般的存在。

        “组织待我好啊,这些年经常来看我,老干部处的同志们也都很好。”





        3月21日,上海高院特别为翁老以及其他老干部举办了寿宴,向老同志们表达了感谢与祝愿,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对法院事业的付出,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先进的,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翁香光拉着仰望老一辈的年轻人的手,像极了邻家的老奶奶。

        从1949到2018,我国法治事业长足发展的背后,是无数如同翁香光一样为新中国法律事业默默付出的工作者。他们是法院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世纪行过,回首往昔,却让人对未来有了更多憧憬……

        采访│管璇,邓以勒

        录音文稿整理│孙燕、陈煜帆、张悦

        转载:法影斑斓公号

时间:2018/4/2 21:22:55
来源:法治快车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