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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春秋郑晋两国铸刑的法制改革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罪犯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 资料图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则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顾历史,我国曾出现过诸多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与开放之举,例如战国之际的变法,乃至春秋时代的铸刑,皆是列国通过改革和扬弃旧有治理体系,开放和共享新定律法文明,才能在如此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之后,为君王和国民争得一席之地。当然,改革与开放有激进和渐进之别,本文以春秋郑晋两国铸刑为例,可以看到二者是如何根据自身不同的国情背景和法制理路,选择国家治理的法制变革形式,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确保改革成效。

         春秋郑晋两国的铸刑事件

         春秋时期的郑晋两国先后铸刑被学界誉为首开中国古代成文法公开化的先河。但实际上在铸刑之前,成文法的公布早已有之。据《周礼·天官·太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悬)治象之灋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天子诸侯将法典悬挂于上,故称“象魏”。“挟日”即十天,十天之后便藏起,时间之短,加上高悬于门阙而难以看清,且仅在王都之地公布,在识字率及文化水平皆不高的西周,是难以达到法律公布之目的的。这就方便了执法者任意出入人罪。春秋之际的法律也采取了“悬于象魏”的方法来广而告之,但据相关史料,最迟至春秋中晚期以后,法律“悬于象魏”便不再是“挟日而敛之”,很可能是长期悬挂。

         郑国原是春秋之际第一个强大起来的诸侯国。第三任君主郑庄公称霸中原,史称“庄公小霸”。然而,当周遭大国崛起之后,地处冲要、交通发达的郑国成为东西南北(北晋南楚西秦东齐)必争之地,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可能。生死存亡之际,举国上下自然同心同德,在卓越的子产领导下力推改革,锐意进取。子产,郑穆公之孙,名侨,于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执掌国政20年。子产除了血统纯正外,还得到了以子皮(罕虎)为首的其他六家卿族的支持。经过数十年的经营,郑国出现了“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说苑·政纪》)的大好局面。但子产的“仁道”新政,也免不了“人亡政息”,铸刑鼎就是子产新政的最后一环。公元前536年3月,“郑人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孔子曾高度评价过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为子产提前做好了背书,把子产所做的功德提升到了理论高度,难怪之后对子产的铸刑书之举没有多加指责。

         晋国的叔向对子产一开始也是高度认可的,毕竟处在六卿专权之下的晋国没有比郑国好到哪里。但待“铸刑书”之后,叔向却态度大变,认为刑法从“刑不可测,危不可知”突然公开化,是对把持刑罚权的贵族一个极大的冲击。此前,子产限田征税,已然侵犯了贵族的经济权利,可以忍。现在却要把政治权力同时加以限制,不能忍。叔向何许人也?复姓羊舌,名肸,字叔向,主要活动在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26年。羊舌氏乃晋国公族,到叔向这一代,羊舌氏极盛,其执掌晋国国政近50年,与郑国子产、齐国晏婴齐名。叔向从政期间,韩、赵、魏、智、中行、范氏六家新贵族,不断扩大私家势力,形成政在家门,公室衰微之局面。作为公室代表的叔向自然是与公族共进退,因此趋向保守,主张“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左传·昭公五年》)由于过于因循守旧,公元前514年羊舌氏被灭,仅过了一年,晋国即铸刑鼎,“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鲁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对晋国这一做法横加指摘:“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郑国铸刑书:叔向的反对及子产的坚守

         具体而言,叔向首先即以政治惯例来指责子产:“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此时周景王没有了昔日的威严和风采,以此论证未免太过单薄。此外,晋国六卿专权,相互倾轧,叔向所谓的先王之制,纯属掩耳盗铃。“民有争心”强调了当时法律教人为恶的一面,但并未指出问题的本质。在当时,法律的公布意味着民间的法律解释挑战官方权威便有了可能,郑国人邓析制作竹刑即为明证。邓析(公元前545年—公元前501年)曾“数难子产之政”,“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同时,邓析操两可之说,聚众讲学,令郑国执政继任者驷歂难以应对,于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杀其人还用其刑,一则说明竹刑更加先进,足以征用;二则说明竹刑已深入人心,不得不用。接着,叔向以“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告诫子产,此法有损贵族权威。对弱小的郑国而言,只有“你我皆为兄弟”般的凝聚力才能抵挡得了晋国这样大国的觊觎之心。这一点虽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另一种说法,但于大国的社会治理更为合适,对小国的生死存亡则无济于事。郑国显然不需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说教,子产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晋国亡国不过在子产铸刑书的130年后而已,郑国直到公元前375年才灭亡,晚于晋国。因此,叔向最后一个反驳子产的观点“国将亡,必多制”诚可谓“杞人忧天”。实际上晋国之亡,很可能是因为隐秘的制度过多,而不是因公开的制度过多所致。

         学界以往均是将郑晋两国的铸刑事件同等看待,且多从礼治和法治的治理模式上来分析铸刑事件产生以及分别遭受批评的原因。面对春秋社会的剧烈变革,适应于“世代稳定”与“小国寡民”的西周法政传统显然已经落伍。(童书业:《春秋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2页)若再凭先王的礼治经验,是难以应对巨变时代的治理需求的。列国只有通过公开成文法迅速完成社会变革,方能适应新权力安排之需。作为小国的郑国时值生死存亡之际,自然是选择铸刑这一应急之策来变法图存,奋力一搏,毕竟船小易调头。而作为大国的晋国倒是不能轻易启动铸刑这一类似于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更何况当时的执政是趋于守旧的叔向。作为郑国的改革者,子产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只对叔向的批评作了简单回应:“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意思很明确,子产要考虑的只是当务之急,走一步看一步,考虑太远反倒妨碍了改革的进程。相对于铸刑,子产在郑国推行的“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等行政与经济改革才是重中之重,铸刑只是子产改革的一环,并非全部,为的是保障和巩固改革成果。

         晋国铸刑鼎:孔子的反对与晋国的法政历程

         在叔向去世之后,作为周礼卫道士的孔子乘机补位,对大国晋国的这一重大举动进行批评,为的是引起世人对“礼崩乐坏”的注意。不论孔子的批评是受晋国旧公族托付所做,还是以鲁国代言人的身份自愿而为,其批评之理由都可以从鲁国的国情立场来解释。鲁国始终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堪称诸侯国的典型,时人有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执政之卿皆出身于公族,非公族不得执鲁政,因此卿大夫之间的争夺主要在公族内部。在子产铸刑之际,鲁国三桓与公室争权,由“政在公室”发展到“政在三桓”。(盛险峰:《论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道路》,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这一政治形势要比深受六卿支持的子产差,孔子也就不好直接批评子产铸刑了。此后,虽然鲁国公室实力衰弱了,但三家却促进了春秋后期鲁国国力的兴盛。相较于晋国,鲁国确实有资格提出批评,更何况是一直倡导克己复礼的孔子,面对着一群在晋国兴起的法家群体。所以,孔子批评晋国铸刑鼎的背后,反映的应是当时儒法立场之争。但晋国叔向批评子产或许就没有这么鲜明的儒法之别。子产并不完全是法家之流,因此深受孔子赞誉,其所作刑书应该不会完全无视“礼”的思想意义和制度价值。在子产的一系列执政之策中,其“不毁乡校之举”完全符合孔子所讲的儒家中庸之道,无怪乎孔子会认为“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的批评在于,民众看到了刑鼎则不再尊重贵族,不是因为民智开启,而是在于从刑鼎一事可以看出贵族之间已经乱了尊卑秩序,相互攻伐。范宣子的刑书就是在夷地制定的乱法,以此作为法典版本,不正是当时晋国六卿专权,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的真实写照吗?孔子反对的理由在于刑的本源,即刑鼎自身的合法性。而叔向看重的是刑鼎的结果意义。

         当时各国为寻求变革,不得不改良旧制以壮大国力。《论语·子路》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传统的“礼”和“刑”已不适合改革需要,作为变革法度的新称谓——“法”字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铸刑鼎之前,晋国以“法”命名制度规范主要有:被庐之法。《汉书·刑法志》注云:“搜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该法目的是结合传统习俗惯例,建立以官僚制为核心的法权秩序。夷蒐之法。据《左传·文公六年》载:“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该法包括了行政、刑事、民事契约等在内的诸多行为规范。被庐之法和夷蒐之法皆是以战争之地命名,兵狱同制。自文公始,晋国一直是头号军事强国,臣民长期处于国君直接控制之下,以文书行政为基础的郡县制得到了顺利推行。至铸刑鼎的前一年,晋国已有50余县,郡县制基本形成。此时,成文法的公开正是为了保障文书行政的正常运转。夷蒐之法制定后即授予太傅和太师这两位非军职官员,意味着兵法开始向刑法转变。兵刑同源,当权者因害怕依靠军事征伐而获得的权力旁落,最终重蹈周王覆辙,故而青睐“刑治主义”(徐忠明:《“刑治主义”与中国古代法律观念》,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期),制作刑典,以巩固权力。因此,晋国重要的法律规范还包括范宣子刑书。

         范氏在晋国世代为司法官员,自然对刑律最为熟悉和了解。在范宣子平定栾氏之乱后,便企图通过立法来维护六卿的既得利益,于是从晋国大法抽离出来的范宣子刑书问世。从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前453年期间,范宣子刑书成功巩固了六卿相对公族的优势地位。六卿为确保自身的安全,依靠范宣子刑书打破了“刑不上大夫”之类有利于公室特权的原则,以刑书提倡去专杀之威。此后,六卿企图将取代公室的行为公开化和正当化,铸刑鼎就成了当然之选。铸刑鼎正是士鞅与魏舒前后两大执政互相夺权的产物,士鞅上台后即依照“刑鼎”之法报复魏舒,认定其在为周王室筑城过程中玩忽职守,故而依照刑鼎降低了魏氏下葬的规格。范宣子刑书最开始是著之竹帛,藏于秘府的“刑器”,此后才正式公布出来,反映了晋国异姓卿大夫蚕食公室权力,进而联合专政的政治演化过程。就晋国法政发展历程而言,晋国铸刑实乃社会政治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与郑国铸刑书的根本不同。

         郑晋两国铸刑的法制理路与制刑的法制趋势

         当然,郑晋之间在关于铸刑方面的国情亦有类似,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大都耦国的现象。因晋国长期与戎狄为伍,比较容易突破周礼文化束缚,最终国力“萃于三族”,都与国的僵持被打破,实现了以都代国的目标,但郑国却始终未能实现。因晋国没有公族把持政权,便能推行任人唯贤以及看似比较激进的改革举措,所以最有成效。郑国子产的改革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晋国的经验。同时,晋国又受法家影响,法制经验自然具有可借鉴性。在范宣子刑书制定之后约30年,郑国子产才铸刑书。况且子产和范宣子有交集,据称他曾写信给范宣子,申述大国应如何树恩立德,不要一味地向小国索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就此而言,郑国的铸刑书很难说未受到晋国范宣子刑书的影响,并且晋国更有资格在郑国之前铸刑。但是在子产铸刑书后,晋国并没有即刻跟进郑国而铸刑,反倒是在20年之后才步郑国后尘,这说明晋国的铸刑完全是在自身法制发展成熟后才公开成文法的。

         对大国晋国而言,铸刑是法制发展的自然结果。于小国郑国而言,则是改革的应急之策。晋国叔向反对郑国子产,鲁国孔子反对晋国赵鞅等人,虽然有礼法之争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各国社会重大变革所致。总之,因法政沿革和权力变革不同,春秋郑晋两国铸刑事件并非高度同质化,但两国可以等量齐观,殊途同归,都以改革与开放为目的。

         另外,春秋之际成文法的公开(铸刑)虽不再是稀奇之事,但随着诸侯国王权专制集权加强,官僚制和郡县制广为推行,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文书行政开始盛行,列国系统地制刑频率逐步得到了提高。(徐祥民:《春秋时期法律形式的特点及其成文化趋势》,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因此,法典的成文化(制刑)作为一种统治标准,变得比之前的公开化(铸刑)更为重要。体现对现任君王(后主)而非先王忠诚的制刑成了巩固王权的最佳工具,自然是春秋中晚期法制发展的主流趋势。

         作者:沈玮玮(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时间:2018/3/23 1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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